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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怎样在农村推广？
一、先到农村做市场情况调查，然后根据其分析数据定位新产品，最后拿着新产品去农村推广；二、常见的推广方法有：在村里免费发塑料袋（上面印有新产品信息）；可以与村里的小卖店合作一下：先给小卖店免费派一些样品去试卖，卖好后再谈合作事宜；在村里搞个路演（大型户外促销活动）：抽奖、游戏互动、免费品尝、特价、买赠、派样、折扣；在村里面唱大戏或闹元宵时，可以免费给赞助下，顺便也把广告打了！
关于医疗器械产品的营销策划方案???急
这并不是很详细的策划推广方案，但有些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财神爷”的心理分析
，市场上畅销的器械类别大致可三类：一是零售价500元左右的健康电器或一类器械；二是零售价1000元-5000元之间的水机（不是器械）或其他；三是零售价5000元以上的健康电器、健康寝具或二类器械。其销售方式也分为三种，是社区定点或不定点销售，俗称“跑腿式”；第二种是会议营销，具体分为单一会议营销型和复合会议营销型。目前单一型会议营销比例已经较低了，主要是“社区店+会议营销”模式，因为增加了前期筛选的过程，会议营销投入产出比有所提高，但营销成本高的弱点也同样明显；第三种就是“体验中心”模式，相比较会议营销而言，特点是购买周期拉长，顾客满意度较高。
消费者之所以把投资用到医疗器械上，是为了达到有效的医疗保健作用。而一旦达不到，他们就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指责。
对于医疗机构，只要他们能够确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即回收期）获取利润，他们通常都愿意下订单。而相对于企业管理性设备则比较难下订单，甚至还有这样的认识：购买生产设备，企业可以赚钱；购买办公设备只是让员工更舒服些，对于企业不会有太大好处，因此企业购买管理性设备的审批往往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
和生活消费品不同的是医疗器械更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生活用品消费者更多考虑的可能是商品的形象和等级。价格对于医疗器械来说也是很重要，但第一要素肯定是质量。因为消费者都有这样的认识，再便宜的东西如果不好用也是白搭。特别是医疗机构，能够使其正常运营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正是医疗器械采购员的责任之所在。
尤其在购入先进性设备时，领导们最关心就是设备的运行费用、耐久性、可靠性和能否提供便捷的维修服务，只有满足这几条，他们才会考虑购买。因此，销售员可以把它当作产生设备来推销，着重说明产品提高生产率的能力，要让购买方清楚的了解，产品是如何减少医疗机构的生产成本（时间及人力成本）的，从而加强其竞争力。而家庭使用者时，则更应强调其产品的保健功能、方便性和快捷性。
“大蛋糕”得有大胃口
一般来讲，医疗器械的交易额要大于日用消费品交易额的数倍。医疗器械销售员签订几十万元的合同是司空见惯的事，每次做成几百万元生意的人也不少见。他们在跟巨大的市场打交道。换个角度来看，医疗器械销售员的活动牵涉到消费者的重大经济问题，他们更应当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搞好工作。由于负担的责任异常重大，有些医疗器械销售新手往往会在沉重的精神重压下感到“喘不过气”来。例如，有一个销售X光机的小伙子，接到一个大型医院价值300多万的购物计划，由于没有玩大钞经验，吓得他夜不能寐，整天担心完不成任务，连腿脚都不听使唤了，甚至无法从容不迫地过正常的生活，而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好，未能有效的作好沟通，紧张一场，生意却没谈成。现实中，这种事情常在新手身上发生。
其实，决定市场规模大小的人是销售员自己，也就说你希望自己在市场上扮演什么角色。这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在那里你可以自由地选择玩法，你想玩5元、10元、100元，还是100万元，得根据自身的心理承受力和你所拥有的实力。如果你不想玩巨钞游戏，或者受不了这种精神考验，那就干脆走出公司的大门，个人作坊才是你选择的目标。犹太人有句叫“小孩子――小问题；大孩子――大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最好的解释。
“敲定”业务要拜各路菩萨
医疗器械的采购程序因管理方式的不同而各异，这取决于单位的经营规模和管理侧重点。一般说来，申请可能由技术部或相关医师提出，然后交给采购部。如果采购的东西超出了常规，最高领导层或许会进行干预做最后决定。
在小型单位里，一切重要物资的采购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老板的手里，但在决策过程中，老板又或多或少受到下属的影响。比如他们要购买一台油测光机，虽然最终决定权在老板手里，但购买哪个牌子呢？可能测光师的建议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种机器是她用得最多，因此也最有发言权。这样一来，医疗器械的销售员通常面对着一种复杂的局面，往往需要拜访许许多多的人，并考虑这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打通各种关节，最后才能做成生意。
“拉关系”势在必行
有人说在医疗器械市场上，只有拥有关系的人才能拥有顾客，此论虽非真理，却充分表明：当顾客已经与竞争对手建立起良好关系时，你能否插足进去，把客户拉到你一边就成了全部工作的关键。从另一方面讲，你一旦与客户建立起长期关系，并能不断向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你就像树起一道坚固的围墙，可以阻挡竞争对手的入侵。
有时，医疗器械交易的谈判可有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之久，新手们往往不可能一跨进大门就立即获得某公司的生意。大部分公司都有契约义务，在旧合同期满前没有购买权。有一个测光厂的销售主管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打进一家医院。为了开辟这个客户，他不但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拜访，并不时给予一些比如产品维护的建议。所以他说，我从不指望公司里的销售新手们在头一年里做出什么销售成绩来。我只希望他们熟悉产品，做好各种准备，并不断地与客户进行接触即可，别抱做成买卖的希望。
当然，并非所有的医疗器械都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有时公关活动做得好，效果很快就会现身。一位销售X光机的朋友就是这样做成生意的，他看到机构不愿进他的货时，他就找这家机构的消费者，通过消费者提出要求使用他们的产品，这一小招还真有用，客户看到消费者都说该产品好，也同意选择了他的产品。于是这种X光机自然也进了这家机构，销售量还是很可喜。
“服务至上”非儿戏
服务已成为当前商家竞争的一大手段。有无良好的服务措施及设施，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医疗器械来说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许多情况下，你的快速维修能力可能是你做成生意的主要原因。如果购买了你的产品，使用却经常失灵，失灵后又难以找到必要的零件和人力进行即时维修――这种事情最能破坏医疗器械买卖双方的关系。
有时，买主为了获得维修工作的及时进行，他们宁愿多出点钱也无所谓，甚至会购买一些维修零件库存备用。由此可见，医疗器械的售后服务是多么的重要。对于医疗器械产品来说，拿到定单只是销售的开始。医疗器械销售员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随后的服务工作。因此，医疗器械销售员应当切切实实地做好善后的每工作，尤其是大客户，要特别认真，决不能因小而失大。
找个下手的机会
应当知道，医疗器械的需求完全受着消费需求的支配。说到底，医疗器械的需求是从消费需求中派生的，谁也不会买一台机器仅仅是想拥有它。因此，医疗器械的需求总量不可能具有伸缩性。
预算限制是医疗器械销售员无可避免的问题，如果你的产品购入资金已经列入预算，那是大吉，如果没有列入，你便遇到了麻烦，重新申请预算的方案往往都不易达到目的。
大型公司精明的主管们都知道，内部运行秩序的任何变动均有可能引起混乱，他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公司现状，担心你的新产品或新方法会破坏原有的运行秩序，但如果公司来了一位新领导，这将是你下手的好机会。
总之，医疗器械产品的成交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有的客户都十分重视产品功效、发货时间和售后服务。
在农村做新产品推广的途径和方法
一、先到农村做市场情况调查，然后根据其分析数据定位新产品，最后拿着新产品去农村推广；
二、常见的推广方法有：
1、在村里免费发塑料袋（上面印有新产品信息）；
2、可以与村里的小卖店合作一下：先给小卖店免费派一些样品去试卖，卖好后再谈合作事宜；
3、在村里搞个路演（大型户外促销活动）：抽奖、游戏互动、免费品尝、特价、买赠、派样、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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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
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使之有效？下面力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重新定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方向。
一、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
（一）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缘起和演变
在建国初期，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出于对国防军事的考虑，模仿前苏联模式施行重工业超前的发展战略就成为必然。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剩余产品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原始资本，国家有而且只有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方式从农村汲取经济剩余来推动工业化。因此，为全面推进工业化，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市壁垒，通过户籍所对应的票证体系把生产和生活资源滞留在城市中，同时，进一步推进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城乡经济社会运作机制有根本上的差别，在资源较为短缺的情况下，特别是工业化的取向使保护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为了整个公共政策的首选目标和价值定向。[2]国家在福利分配上有针对性采取了城乡有别的福利提供原则，即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由国家向城镇公有单位机构提供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福利。而缺乏医疗保障的农民开始采取自发的互助形式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
在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互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山西、河南等省农村出现了一批由农村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看不上病的问题。这种自发性的互助互济形式是短暂的，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的制度变迁，实际上都含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多边力量参与、影响和交易的构成中，不同社会力量会被拉人政治秩序的舞台，各种分散利益将被组织化，并被传递到社会政治体制中，以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3]科克汉姆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研究也表明：无论是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还是分散化的医疗保障体系，各国政府实际上都对医疗保健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4]
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或因公致病的社员要负责医疗，并且要酌量给以劳动日作为补助，从而首次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责任。政府对农村医疗保健公共问题采取行动的标志是卫生部于1959年11月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在卫生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及其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谁看病谁出钱；一种是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根据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等实际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1960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的报告及其附件，认为“报告及其附件很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从此，合作医疗便成为政府在我国农村实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
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发表了“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随后在1978年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五十条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1979年，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总局、全国合作供销总社根据宪法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做出了规定：“农村合作医疗是人民公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积极支持、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保护人民公社社员身体健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对于经济困难的社队，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植”。[5]
从上述对合作医疗制度缘起和演变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建国初期，国家虽然没有把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延伸到农村，但也没有放任不管，而是积极从外部干预农村医疗制度的建立，把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纳入到全国经济社会总体制度中，但限于当时国家的财力，对农村合作医疗采取了“国家农村医疗制度社区办”的发展路径。
（二）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
由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所形成的特殊制度安排，与国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从治理结构来看，它形成了公助结构外部化，民办结构内部化的“卷心菜”结构：
公助结构外部化，即政府对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供给等方面的控制和垄断，对合作医疗起到了支撑作用。它主要包括：（1）国家拥有所有的医疗机构，既没有私人健康保险公司也没有私人开业医生，政府利用其资金积累优势迅速建立起了以县医院为龙头的包括公社和生产大队医疗机构的农村卫生网络，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医疗服务供给渠道。（2）政府控制了所有药品渠道，控制了药品价格；（3）政府负责对地方病预防的资助；（4）政府负责培养农村医生。
民办结构内部化，即政府对农村基层卫生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主要依靠生产队公益金提取、农民缴纳保健费来保证经费来源，实现“合医合防不合药”的预付制的社区医疗模式。它主要包括：（1）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需缴纳一定的保健费；（2）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来自集体经济，源于集体经济的公益金；（3）医生和卫生人员的劳动报酬由集体经济支付；（4）公社卫生院的运行主要依赖于社队财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靠集体经济维持，卫生室的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流动资金和人员经费主要是生产队拨款；（5）在管理上，实行村办村管理、村办乡管理、乡村联办型、乡办乡管理等等。
从治理结构上看，公助结构强度取决于对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供给等方面控制的强弱和政治权威治理的认同大小。民办水平与集体经济强弱和农民的收入多少有直接的关系。而任何一种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是否有效都看能否化解供方诱导需求[6]、逆向选择[7]和道德风险[8]这三大难题，在农村还要解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问题，而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问题：
（1）在供方诱导需求问题上，虽然传统合作医疗供方医疗服务机构是医疗服务的垄断者和价格的制定者，但医生和卫生人员的劳动报酬由集体经济支付；公社卫生院的运行主要依赖于社队财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靠集体经济维持；卫生室的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流动资金和人员经费主要是生产队拨款。也就是说，无论是赤脚医生（兼职的乡村卫生人员）、公社卫生员，还是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其收入由集体或国家规定，医疗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其收入福利与医疗服务的供给量无相关，不存在提供过多服务的激励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供方诱导需求。
（2）在逆向选择问题上，虽然传统合作医疗强调自愿原则，但实施全民控制的农村基层组织消解了逆向选择问题。在当时，政治上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使合作医疗获得了强大的外部支持，人民公社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全面掌握了所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任何农民个人无法脱离公社而独立存在，根本无从选择，无论是逆向还是正向。[9]
（3）在道德风险问题上，在计划体制下，药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是配给的，药商的行为对于合作医疗制度而言是没有影响的，同样，医院是公立的，不存在获利和创收，对农民健康保险来说也是一个外在变量。即在计划经济下的低成本医疗递送（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同合作医疗整合，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和药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实施低价供给策略；药品价格也受到国家的计划控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不存在高价高回报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以及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们，在道德风险上能很好规避。
（4）在农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问题上，[10]其一，政府通过恢复振兴中医，强调使用中医的草药和技术，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二，政府通过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社区为基础进行筹资和组织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合作医疗制度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并被制度化的，公助结构外部化是合作医疗运行的框架，政治权威是其治理机制；二是成员的互济互助以及合作自组织与社队组织是天然的重合。
二、转型期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解构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迅速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
（1）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进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确立，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面临危机。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合作”，指的是农民之间相互合作和集体与个人的合作，而且历来是以集体出资为合作的“大股”，农民个人只缴很少的一部分。这样的“合作”在农业合作化和“三提五统”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个人部分由集体代扣，集体有足够的经济支付该集体负担的部分。农村实行“费改税”之后，集体没有扣缴合作医疗费的权利和机会，个人部分只能上门收缴，加上目前农村人口流动性强，这部分收缴到帐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还有许多经济薄弱的地区在“费改税”后成了“吃饭财政”，不少村组甚至负有债务，根据没有出资参与“合作”的能力；同时乡镇企业的改制，加剧了公共积累的大幅度下滑，出现了合作医疗基金筹资困难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基层合作医疗组织流于形式或自行解体，出现了集体合作医疗无法维持，乡村医生个人承包、私人开业，农村预防保健工作难以实施等问题。到1998年，全国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时，我国87.4%的农民已完全是自费医疗[11].
（2）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最核心特征便是几乎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都从原来几乎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公立机构，转型为以服务换取收入的组织，即使是公共卫生机构（例如防疫站））也不例外。在农村，医疗服务递送体系呈现民营化的趋势，据统计，到1998年，全国大约50%左右的村卫生卫生室已变成个体医疗点，[12]还有一些卫生室在形式上承包给卫生员，但实质上由于村委员会放弃了管理而与个体医疗点没有什么差别；同时，在医药供给市场化的情况下，政府对药品销售环节管理监督不力。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市场是乡镇卫生院的必然选择，但医疗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形成了个人沿农村卫生网络（乡、村卫生院）承包，垄断农村医疗市场的局面，使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替代性很低，无论是民办还是公立，所有卫生服务提供者均以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向病人收费。在激励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供方诱导下的过度消费问题也在乡村医疗部门出现，各级卫生机构和卫生从业人员都不再有主动降低医药成本的动力。日益面向市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医疗服务领域中最为经典性的一个难题：供方诱导下的过度消费。在乡村，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机构、防疫机构和村卫生室等所有农民可及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医疗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于收费的情况下，促使医疗机构和医生为了追求自己的收入滥用处方权从而诱导患者过度消费，导致医疗费用上涨。
（3）在苏南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原有合作医疗制度仅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为目标，提倡“一根针、一把草”，目标定位偏低。而在今天较富裕农村医疗消费结构中，既有基本生存消费，又有保健、享受性消费；既有防病、治病的需要，又有追求舒适和优质服务的企盼；既有滋补健体的追求，又有解决大病风险的渴望。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国民寿命延长后，一些非传染性的“老人病”，如癌症、糖尿病、中风以及心脏病等在农村地区取代了传染性疾病，扮演了人们的“健康杀手”的角色。由于这些疾病具有难以（或者说不可能）预防以及治疗费用高昂的特点，使在20世纪早期和传染病斗争中发挥过有效作用的成本相对较低的公共医疗政策也变得不适应。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些需要昂贵的药物治疗的疾病面前，过去低成本的公共医疗政策已难以奏效了。[13]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治理结构
社会福利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是在二战后由马歇尔（T.H.Marashall ）提出并广为传播的概念。而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承当保障人民福利的责任。从福利哲学的观念来看，医疗保健更是一种机会，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应当作为一种全体国民可以获得的权利，而不管他们的生活状况或经济地位如何。从世界范围行动实践来看，医疗保健已成为生存权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因其国情或国力的不同，无不对国民的医疗保健担负着或多或少的责任，由公共财政来支持医疗保健制度的运作，医疗保健服务显然应归入公共物品的范围。如果说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财力极度紧张条件下，不得已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相分离和城乡居民保障区别对待的原则，那么今天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农民自费医疗比率高居不下，而国家财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在农村合作医疗中“到位”的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强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由政府组织引导，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即政府力图通过对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把原有的社区医疗制度改变为国家农村医疗保障的主要制度，选择了“国家农村医疗制度社区办”的发展路径。
根据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关规定和各地的试点情况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相比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1）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助”转变为新型合作医疗的“公办”，表现在：其一，与传统合作医疗只强调个人和集体共同筹资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大的特点是明确了政府的责任，通过中央税收筹资、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的筹集，对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合作医疗给予投资。为此，新型合作医疗提出了“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并在《意见》中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具体补助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这标志着新型合作医疗开始具有合作保险的性质。特别在贫困地区，政府的筹资占了主要的地位。其二，在管理体制上明确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就是在起步阶段以乡（镇）进行统筹的，也要“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这有别于传统合作医疗的“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的管理协作体制。同时新型合作医疗还按照统一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县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构成了政府全面参与的格局。
（2）在治理结构上，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民办—公助”治理结构转变为新型合作医疗的“公民合办”治理结构。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民办—公助”治理结构比较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掌握，而新型合作医疗的“公民合办”治理结构在实践中则难以理解和操作，目前现有的研究也对于这一治理结构的内涵挖掘还不够。
在我们看来，“公民合办”治理结构不仅是依据国情的选择，也是符合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的。在西方国家治理福利病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思潮的兴起。福利多元主义一方面强调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四个部门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另一方面强调非营利组织的参与，以填补政府从福利领域后撤所遗留下的真空，抵挡市场势力的过度膨胀，同时，通过非营利组织来达到整合福利服务，促进福利的供给效率，迅速满足福利需求的变化等功能。福利多元主义的两个主要理念是分权（decentralization）与参与（participation ），所谓分权不仅只是政府将福利服务的行政权由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政府，同时也要从地方政府转移至社区，由公共部门转给私人部门。参与的实质是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福利服务的提供或规划，福利消费者也可以和福利提供者共同参与决策。[14]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农村合作医疗不仅有“到位”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定位”的问题。
公民合办（co-production ），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形成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15]即通过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性社区组织以及医疗服务组织等等的合作，来共同生产，输送医疗服务，从而提升效益。在这两方面中，关键是对治理的理解尤为重要，弗里德瑞克森深刻阐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国家与社会间原有的平衡关系已经转变，现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及准公共部门处于垂直与水平相互交错的网络环境之中，这种新的互动关系代表着公共、私人部门对于责任与任务的分享与合作，而这种公私协同性的新互动形式称之为“治理”。[16]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不能只是使用命令作为治理的手段，它必须使用新的工具和技巧来处理领航和引导的工作，强调国家政府应扮演领航者的角色。[17]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政府是新型合作医疗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者，同时还是执行主体之一，农民不仅是缴费主体和受益主体，也是监督和执行主体之一。目前，在新型合作医疗中，出现了以政府大规模的干预替代了以往村社内部的自治机制和集体提供卫生服务的制度的现象；出现了政府不仅管规划、管融资、还直接管操作、做监督，身兼数职的倾向，而农民的作用演变成为整个合作医疗制度的交费者，这是与新型合作医疗“公民合办”的治理结构相违背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公民合办”的治理结构，可能还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但当前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用何种治理机制化解逆向选择问题？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要贯彻自愿性原则，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逆向选择问题。很显然，老、弱、病、残者自然都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因为他们受益的几率更高。但是，他们收入通常较低，缴费能力有限。年轻健康者收入较高，支付能力较强，但是其受益可能性较低，因而参加意愿较低。任其自由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健康者不愿意参加，而参加者多为体弱多病者，甚至在实际中还出现“许多家庭只为家庭中的年老体弱者支付参加合作医疗的资金”。[18]而作为理性人，农民最关心的是否能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受益，最关心以大病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政策能否给自己带来实惠。从目前情况看，缴费农民中得大病者比率极低，据统计，因大病住院者只占人口的1-3%.[19]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意味着缴费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得不到任何实惠，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为了使合作医疗能够持续发展，维持较高的覆盖率是必要的，要维持较高的覆盖率，在无法增加其吸引力的情况下，实施强制性治理机制就是化解逆向选择的唯一办法。
（2）用何种治理机制化解供方诱导需求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服务市场中供方诱导需求表现得非常充分，而道德风险问题则同样严重。面对这些医疗保险难题，首先，可以建立基层政府、农民组织与医疗机构三方所构成的乡村医疗合办体，从根本上增强农民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谈判能力，这样在购买卫生医疗服务时，以乡村医疗合办体所提出的防治结合、大（病）小（病）结合、以互助保险为主干的成套方案，在政府的资金补贴和政策支持下就可以实现整体购买医疗机构的全套服务，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就可以能充分代表参保者的利益与医疗服务提供部门协商，为参加合作医疗者争取最大的利益，实现用需求策略来改变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供方诱导需求格局。其次，在政府通过办好非营利性的县级医疗机构主导农村基层医疗服务市场的同时，放开农村医疗服务市场，增强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替代性，以竞争机制来抑制道德风险。最后，在合作医疗管理体制上，可以探索实行“征、管、监”相分体制，使基金征缴管理、业务管理和监督管理由各相应主体来承担，从而提高管理的绩效。
四、结论和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合作医疗所发生的背景有了深刻的变化，合作医疗的重建处在十字路口，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探索中发展。从治理结构来看，“公民合办”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选择，但如何确定治理机制和发展方向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1）建议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控制逆向选择，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使合作医疗可持续地发展。在新型合作医疗的筹资问题上，已消除了多年来的政策障碍，《意见》中规定：“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但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还是采用自愿的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了逆向选择的可能；增加了筹集个人合作医疗投保费用的收集成本，所以，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应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筹资的标准可以设计出多套方案，相应的待遇也不一样，供农民选择。在保障对象上，可以是一户，或是一个自然村等等。
（2）鼓励农民在基层建立医疗合作组织，通过建立农民自治的互助医疗管理组织，引导农民代表参与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此获得农民的信任，来加强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帮助农民医疗合办体提出防治结合、大（病）小（病）结合、以互助保险为主干的成套方案，在政府的资金补贴和政策支持下整体购买医疗机构的全套服务，这样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就可以能充分代表参保者的利益与医疗服务提供部门协商，例如：协商乡村医生的工资水平，协商医疗服务单价等。所以，建立独立的由农民自行管理的组织，就是要让农民在受益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维护这一制度的持续发展。
（3）引入第三方管理模式，即引入商业保险机构负责医疗基金的筹资和运营管理。可以按照“征、管、监”原则，实行政府负责基金征缴管理，保险公司负责业务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的合办形式。合作医疗业务通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管理，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同时，还可以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管理的透明性和专业性运作，增加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心。这一形式在无锡江阴市、常州武进等14个县（市、县）进行了多年探索，比较成功。[20]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政府的优势，实现其角色的根本转变。
（4）在主导农村基层医疗服务市场的同时，增强农村医疗服务市场替代性，通过市场多选择的可能性来实现对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不规范的治理。我们建议调整乡镇卫生组织，让乡镇卫生院在市场中运作，其中调整乡镇卫生组织要与调整县级医疗机构互为条件。作为农村医疗保健网中的支柱或“纲”，政府要集中精力和财力办好非营利性的县级医疗机构。在稳定县级医疗机构的条件下，放开乡镇卫生机构。应允许乡镇卫生院医、防分开。在经济和交通相对发达地区，在保住预防保健这一领域后，结合具体情况，合并或撤并一些卫生院。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可以全面放开，鼓励乡镇卫生院探索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方式调整。鼓励城市医疗机构重组或连锁经营乡级卫生资源，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购买经营效率低下的卫生院，盘活和激活闲置的卫生资源，鼓励一部分乡镇卫生院转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盘活的资产用于农村社区的公共卫生，鼓励企业、团体、个人在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兴办农村乡镇一级卫生机构。
（5）在上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治理结构讨论中，还没有论及新型合作医疗的可及性和可得性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也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在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低而且不稳定，如果无外在的筹资援助，贫困地区合作医疗将具有两个特征，要么是十分有限的资金使合作医疗难以建立，要么是已建立的合作医疗在筹资上难以巩固。[21]而在富裕地区，合作医疗不能满足富裕人群多层次、多方面的医疗保健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在农村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薄弱，针对贫困人口应实行医疗救助，即国家在免费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的基础上，对于贫困农民给予大病救助。保障项目绝大部分经费开支应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负责共同承担。在农村温饱地区，针对温饱人口应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在农村富裕地区，针对富裕人口，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在探索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推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作者简介：林闽钢，1967年生，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医疗方面的网络推广应该怎么做
医疗行业的网络推广一般主要是：百度搜狗等竞价为主。SEO为辅。兼其他外推方式及新媒体的推广。
除个别医疗做的行业词被百度限制和个别较小的医疗机构无法转化线上竞价流量之外。一般都已百度竞价为主。
除了竞价之外，最常用的推广方式就是品牌效益推广，SEO，新闻源，三方合作等。
他们的主要表达方式有：
一、品牌效益的推广
百科产品推广：
需要添加的百科平台：百度百科、互动百科、搜搜百科（360百科）
需要做的内容有：医院品牌词、医疗行业相关词
具体实施方法：通过整理，把医院品牌词、医疗行业相关词、专家详细整理，通过捡漏，把没有做过或者仅在一个平台做过的，在其他平台都给补充上去。
问答推广：
需要做的问答平台：百度知道、360知道、搜搜问答，还有新浪爱问、天涯问答等
需要做的内容有：医院口碑、行业口碑
具体实施方法：详细整理医院品牌词、专家以及各种项目的各种问答，按计划一个一个来做。
借助第三方平台:
常做的第三方平台有：新闻源、论坛、贴吧、文库等
需要做的内容有：医院口碑、整形技术、医院专家
具体实施方法：可以以第三方的口吻来进行介绍医院的相关内容，加强访客对医院的信任感。
自媒体平台
常用的自媒体平台：微信、微博、博客、搜狐自媒体等，每一个平台利用好了都是很可观的
视频推广
需要做的视频平台：优酷、酷6、新浪、爆米花【这些一般是针对非区域性的医疗行业。不然成本偏大】
需要做的内容：专家、医院品牌词
具体实施方法：按照计划，每天上传视频，通过设置关键字，做好排名。
6、还有一些也可以做品牌词的推广方式，比如文库等
二、SEO
SEO，即搜索引擎优化，其实医疗行业做seo就是为了品牌，优化的目的也是为了品牌的宣传。我这里说的seo，就是一种通过互联网转换到品牌的营销上。我感觉医疗行业可以根据各个疾病分类做好专题的优化，大大提高网站的收录量，当然这些做搜索引擎优化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建议行业词和长尾词同时做，制定计划，逐步达成目的。
三、新闻源
这里我把新闻源分为三块：一般新闻源，快排，高质量新闻源
一般新闻源
是指在一些收录排名不错的网站做一些长尾词的伪原创发布，达到项目词展示的效果。
内容：整形项目以及技术长尾词的
优点：排名快、数据可控，品牌展示明显，可添加商务通和统计工具
缺点：热门关键词很难有排名
四、三方合作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合作方式。
建议：
根据行业本身的特征有所侧重。但是一般竞价都是必须的。SEO，外推和新媒体为辅
如何保障农村合作医疗更好的服务农村健康事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针对近年来，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医疗消费水平与农村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而出台的一个新举措。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减少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间接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 如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出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对广大农民生活的关怀。为促进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建议如下：
1.进一步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主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2.根据2004年工作经验，适当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在不透支的情况下，下调起付线，适当提高报销比例，根据各乡镇不同地理位置适当放宽定点医疗机构，让农民在新型合作医疗中享受更多的实惠，更方便就医。
3.尽快全面落实农村低保人员参加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部分资金，可由区政府或乡镇政府资助，使农村低保人员分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带来的福利。
4.尽快出台乡镇企业职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措施，制定相应报销标准及报销程序。可以先在各村以户为单位并办理医疗证，再将个人集资款转到职工所在的乡镇企业结算站或乡镇结算中心，由乡镇企业结算站或乡镇结算中心进行报销，不再办理乡镇企业职工个人医疗证。建议乡镇企业成立一个企业结算站或在乡镇结算中心，并制定统一的报销标准，报销乡镇企业参合人员的医疗费用。
5.对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转居民后，建议应按北京市有关文件，从农民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补交个人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北京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队伍建设。建议各区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确定专干编制的性质，同时，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干的政策培训。
7.严格基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为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款专用，建议由区财政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订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和基金会计、审计制度；逐步实现基金的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运行，确保基金的安全，切实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督。
8.简化报帐方式，缩短报销周期，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9.同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与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要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卫生行政部门要合理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制订和完善诊疗规程，加强定点医院医护人员的培训。规范双向转诊制度，切实加强监管，进一步降低医药费用，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员在乡镇卫生院建立农民健康档案、实施健康体检、进行健康教育等费用应适当纳入报销范围，要把搞好农民的健康体检工作，作为完善农村预防保健网络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农民健康档案管理机制。
10.农村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建议按照《北京市农村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见附件)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尽快落实。①对农村低保对象减收基本手术费、CT核磁共振大型设备检查费20%、减收普通住院床位费50%。②农村低保对象参加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区乡镇政府解决。③低保对象及其他困难人员因患急重病，经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可申请临时救助。④对实施医疗救助所需资金可采取政府资助和社会筹集等多种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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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农村保险市场分析
为您转载以下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摘自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积极发展寿险行业，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政府应该明确今后10～15年寿险行业的发展目标，包括从宏观上充分发挥寿险行业对社会的保障功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寿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成为资本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整个金融体系的结构更趋合理等。具体目标的设定可以体现为人均净保费、保险类产品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城镇及农村人口的寿险覆盖率、寿险公司所持资产同其他金融机构所持资产的相对比重等。
在明确行业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考虑采取以下五项措施以促进寿险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市场
要想充分挖掘寿险业的潜力，中国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对消费者开展普及性教育，让人们了解寿险产品有何价值和作用、如何使用。毫无疑问，包括电视和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中国政府在引导和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消费者教育方面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的社保机构还应该尝试与个人直接进行沟通，具体方式可以是向个人寄送年度个人社保状况通知，该通知需阐述个人的社保福利状况以及可能存在的资金缺口，并且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告知寿险产品如何能够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消费群的需求截然不同，因此教育中国消费者的方法应该有针对性，做到因人而异。在城市地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应该是向有购买力的大众消费者沟通寿险的价值和用途。在大众消费者内部，又应该进一步做到有针对性，例如重点针对中老年消费者的医疗及退休养老方面的需求、年轻人的保障性需求、广大民工的意外保障和工伤保障需求等进行宣传和教育。在农村地区，由于寿险的渗透率较低，人们往往连寿险的基本功能都不了解，因此跟城市地区相比，政府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开展宣传工作。政府可以考虑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同时首先教育那些最有可能购买寿险产品的消费者，包括那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农村消费者、失地农民以及乡镇企业的农民等。此外，政府还可以考虑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通过正规教育帮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保险观念。
拓展寿险在农村及落后地区的覆盖面
中国政府应当寻找有效途径，鼓励寿险公司将业务拓展到农村及落后地区。拓展寿险在农村及落后地区的覆盖面并不是指专门服务于农村的贫困人口。事实上，纵观全球100多年的商业寿险历史，无论在城乡，商业寿险公司还从没有在服务最低收入的10％～20％的人群中有过成功的记录。因此，在农村及落后地区拓展寿险的覆盖面主要是指在这一独特市场上挖掘那些力所能及购买商业寿险的消费者的潜力。
传统的商业寿险分销渠道在拓展农村及落后地区业务方面面临很多挑战，代理人分销渠道成本、保单维护和服务成本过高，保险公司难以盈利，因而制约了保险公司拓展农村业务的积极性。发展农村业务，需要更具有创新性，而政府的有效推动也是关键的成功因素之一。
从国外的案例来看，在农村地区发展寿险业务的模式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通过监管政策强制要求保险公司开展农村业务、利用非政府组织覆盖农村寿险市场以及建立创新的企业合作业务模式等。在这方面，印度和菲律宾的实践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
有效开拓农村市场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一方面，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的服务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而言还会新增加合规监控成本。从确保寿险行业健康发展和保险公司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些额外的成本是不应该强加给保险公司的。而且，仅靠保险公司单一商业化模式运作来发展农村寿险市场是远远不够而且很难持久的。农村寿险业务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的推动和更多的创新模式。政府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各级农村机构和人员帮助推介寿险产品以降低寿险在农村地区销售的渠道成本、减免农村保险业务的税收负担、帮助农民分担部分保费等各种方式推动农村寿险业务的发展。各商业保险公司也应该积极创新，开发适合农村地区的保险产品、确定适当的目标客户群和价值定位，尝试建立一个有效、盈利的农村业务模式，从而转变寿险企业的思想观念，从过去单纯履行在农村地区的寿险义务转变为将农村视作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考虑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专业技能帮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如参与管理农村的合作医疗保障体系等。
加强监管者的力量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当局对于寿险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保险监管当局通过认真有效的监管，将有能力确保各个保险服务提供商拥有雄厚的实力，并将保险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和成本降低到最小程度——保险企业破产不仅会使大众丧失对该行业的信心，而且由于个人的退休资金储备减损，社会和政府的负担也会加重。同样，加强监管力度还有利于打击不合理、不合法的保险销售活动，而正是这类非法行为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有效的监管对于经营良好的保险公司来说大有裨益，因为它能帮助维护保险行业的整体形象，并有利于创造一个适合优秀保险公司充分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机构，保监会的首要工作是监督寿险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和风险管理体系，从而将财力最薄弱、风险最高的保险企业“隔离”起来。其次，保监会还需要加强对产品设计的监管，杜绝过高的收益承诺、不合理的定价和无法兑现的预期回报承诺，并消除让客户费解或对客户不利的保险合同。第三，保监会应提高分销质量，鼓励渠道多元化。事实证明，独立代理人和保险中介机构往往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升行业的服务水准。第四，保监会还应该有效监管某些特定渠道授权销售的产品类型。另外，还应大力倡导行业最佳典范，推动国内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竞争，而外国保险公司往往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产管理、销售和营销、核保等方面具备扎实的技能。此外，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保监会可以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技能水平采用基于风险和能力的、更灵活的监管方式。
中国的金融服务企业（如中信和平安）正逐步扩大其业务领域，金融产品也在逐步走向整合，要管理好不断整合的金融市场和规模庞大的金融企业，需要各金融行业的监管者更好地协调工作。随着这些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加上各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比较相似，中国政府应鼓励证券、银行和保险行业的监管者相互协调，在必要时实施跨行业监管措施。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联席会议”的机制来实现保监会、证监会和银监会之间的协调。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类似的合作还将越来越紧密。
保险监管者和政府其他部门的沟通和合作也是促进寿险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想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补充和加强作用，光靠保监会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如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间的协调和共同推动。例如，目前保险法规定商业保险公司不能介入社会保险，因此就连商业保险公司介入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也缺少法律依据。另外，政府为低保人群提供资助购买商业保险又违反了国家对救助资金无需课税、不能营利的要求。因此，只有在政府及国家各有关部门在就商业保险的作用达成一致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新的模式，促进商业寿险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
创造商业机遇，放宽投资限制
中国政府应当为国内寿险业创造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例如，中国可以从社会养老保险金开始入手，放宽相关监管规定，允许大众用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购买年金产品，从而为寿险行业创造更大的市场机会。
同时，在政府的许可下，保险企业应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展投资活动，从而实现更丰厚的回报。如此一来，保险企业就能为投保人提供更高的收益以及更好的退休资金积累，从而更好地填补政府社保体制的资金缺口。
为了刺激保险企业在国内进行投资，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放宽对保险企业投资领域、投资产品等方面的限制。首先，中国政府应鼓励寿险企业投资于中国最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完全符合保险基金做长线投资、追求资金安全稳定的要求。此外，政府还应发行中长期债券，因为对于保险企业而言，中长期政府债券是相当不错的投资产品，有助于保险企业有效管理长期资产负债匹配，并反过来促进保险企业进一步发展长期业务。
此外，中国政府应进一步放开相关规定，允许保险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中国可以考虑“分两步走”的方法：首先，允许国内保险企业利用其外汇资金购买在境外上市的其他公司的股票，然后允许这些企业做有针对性的境外投资。但是在放开之前，中国政府应确保国内保险企业的投资技能和风险管理水平达到国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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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8月7日 17:06 中央1号文件强调在农村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实惠。笔者认为，在农村推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正是让农民得到实惠的关键举措。
在过去20多年里，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日益严重，农村三级合作医疗网事实上处于“网散、线断、点破”的状况。农村医疗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医疗费用昂贵，致使一些贫穷农民小病扛着，大病拖着。如果去医院住院看病，可能意味着今后生活将举债度日。生病治病是一些农民脱贫以后重新返贫的重要因素。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全国部署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从2003年开始安排了一批试点地区。从近几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情况看，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后，看病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因为保障程度低，看病难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
2005年国家对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加大了工作力度。中央财政2005年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补助资金5．4亿元，其中，通过彩票公益金安排农村医疗救助专项补助资金3亿元，地方财政也按规定拨付了补助资金。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共有671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覆盖农业人口23306万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26.3％；全国共筹集合作医疗基金64.98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35.24亿元，全国基金支出累计为38.16亿元，累计补偿8266万人次。
从近几年的发展走向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下述主要特点：在农村建立形成县、乡、村的三级医疗网络，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不出县的基本目标；以大病统筹为主，设定报销的最高限额，病越重相对得到的报销比例也就越高；在政策上向乡镇一级卫生院倾斜，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看病，报销比例会比县市一级医院高；合作医疗基金由农民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出资建立。中央政府对各试点县（市）的试点工作没有强求一律，主张在坚持大病统筹为主的原则下，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自行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方式，推出创新形式。卫生部等十一个国家部、委、办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探索以大额医疗费用统筹补助为主、兼顾小额费用补助的方式，在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的同时，可建立家庭账户。可用个人缴费的一部分建立家庭账户，由个人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个人缴费的其余部分和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用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大额或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个人缴费划入家庭账户的比例，由各地区合理确定。这个决定使一些农民在患小病时也可能得到补助，受到农民欢迎，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网络的扩大。
从总体上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而最大的难点是保障程度低，农民自费部分数额还比较大，农民掏不起腰包。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交纳合作基金困难，看病时支付自费部分更难，政府资金配套也难。尽管得到了合作医疗基金的帮助，但农民得病、看病总的来说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要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一是要依赖经济的更大发展，以增大资金支持强度；二是利用好现有其他资源，补充基金的不足。在地方发展合作医疗的例子中，前一个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无锡市，后一个方面的代表是四川都江堰。江苏无锡将8万多农民纳入市域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村与城镇职工实行统一的医保政策，其中包括4万多进入乡镇企业的职工。生小病可使用个人账户，得大病最高可报销20万元。四川省都江堰市也是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从推行之初，都江堰就制定了一套不同于其他试点地区的做法。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都有一个家庭门诊账户。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只交纳10元钱，但在家庭账户上却记载着15元，而且农民看小病、看门诊只需要带着这个家庭门诊账户，不交现金也可以看病吃药。对于贫困人口这样的弱势群体，民政部门用救助基金代他们交部分资金。对特别贫穷的农民，政府完全用民政基金代农民交纳10元钱。对于需要住院治疗的特别贫困的农民，入院的“门槛费”也由政府的救助基金交纳。都江堰的做法避免了农民小病拖延的问题，又通过对民政救助基金的统筹使用，基本解决了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体系所不能完全解决的部分特别贫困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这个做法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很有意义。
尽管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还有一些困难，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除了这条路别无他途。有学者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说农民看小病难，而小病会养成大病，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供的保障不应放在大病上；二是说农民的“失德”行为造成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系统性的道德风险，会使这个系统迟早因低效率而崩溃。这两种批评有值得商榷之处。以农民患大病后的保障为主，应该是基金匮乏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目前这个体制给未来向农民全面提供医疗保障留下了空间，前提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至于农民的“失德”行为所产生的系统风险，是任何保险体系下都会发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好的制度设计和加强管理来防止这种情况过于严重。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医疗系统的改革，使之更好地适应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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