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建站设计的简单介绍

北京垃圾分类已推行超过半年，实施效果如何？存在哪些短板？又该如何改进？1月13日，环保公益组织发布了相关调研结果，称北京实施垃圾分类效果逐渐改善，但目前已进入平台期，且不同社区表现差异较大，众多小区只能依靠二次分拣完成任务。目前北京垃圾分类呈现“配合度高的居民基本形成分类习惯，不愿意配合的人群无动于衷”的局面。

专家认为，垃圾分类存在“搭便车”现象，个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过度索取和滥用公共资源，而承担义务时则等着别人做事，自己搭便车。而且即使绝大多数居民能做到垃圾分类，一小部分未做到的人群也会反过来对其他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垃圾分类推行艰难。

基于上述原因，专家建议，北京垃圾分类政策应由目前的柔性循序推进转向“分时定点、撤桶建站、严格监督”的硬性要求。

北京垃圾分类宣传进社区。新华社 图

北京市垃圾分类进入平台期，不同社区表现差异大

1月13日，中国环境记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了“垃圾地图”2期报告和对社区垃圾分类通用模式及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建议

2020年5月，中国环境记协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发了“垃圾地图”数据平台。多个环保组织的志愿者组成了垃圾分类观察团，借助垃圾地图的“随手拍”功能，呈现了6月以来拍摄的157个城市1400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状况。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介绍，以北京为例，垃圾分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识别出明显短板。

调研结果显示，自2020年6月11日至2021年1月10日的673次“随手拍”中，北京市厨余垃圾正确投放的次数占比从47.4%上升到最高80.0%，但波动较大，2020年12月14日-2021年1月10日这六周平均为58.9%。与北京相比，上海“随手拍”记录的厨余垃圾正确投放比例则一直在高位运行。

北京和上海垃圾分类投放比例调研对比。

调研人员认为，北京市社区垃圾分类已进入平台期。全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从4月下旬的309吨，增长到10月底的3946吨，但自9月起增速变缓，且人均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大致相当的上海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据官方数据，2020年6月，上海市日厨余垃圾分出量达到9632.1吨，人均约0.4公斤，而北京市10月底人均厨余分出量仅为0.18公斤。

此外，志愿者实地调研发现，北京市不同社区之间垃圾分类表现差异较大，少数小区已经基本实现居民自觉分类投放，但相当一部分小区至今仍不得不主要依靠二次分拣完成任务。部分小区虽然也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垃圾分类仍流于形式。

正如报告所言：“社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已进入相持状态，配合度高的居民基本形成了分类习惯，不愿意配合的人群则似乎无动于衷。”

定时定点、撤桶建站有助垃圾分类

马军介绍，北京垃圾分类观察团于2020年10月底从垃圾地图上选取了6个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区，发现真正决定垃圾分类效果的，是社区管理是否做到“分时定点，撤桶建站”与“严格监督”。

据悉，6个小区中实施效果最好的铁建大院自垃圾分类投放制度实施起，垃圾箱只在每天7-9点、18-20点开放，其余时间上锁，开放时段内由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场指导和服务。在访谈现场，问及定时投放是否不便，居民表示可以接受。

报告解释，因为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使得街道和物业能集中人力开展桶前监督，监督员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居民分类的错误，还可以减少环境脏乱，并提升垃圾收运效率。

实际上，“定时定点投放”也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明确要求，据介绍，从2020年8月到2021年1月，上海共有102次“随手拍”，呈现了12个区46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现状，所有拍摄小区基本都实施了撤桶建站，在非开放时间垃圾箱上锁。相对而言，上海总体分类状况良好。

“撤桶建站目的就是要最终实现定时定点投放。因为只有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后续的组织收集、运输才能完成，并且形成分类习惯。”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任连海说。

为了应对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可能出现的矛盾，如建站地点选择、居民投放垃圾距离增加、开放时间与上下班时间不相吻合等，报告认为，应当做好意识普及和知识传播，预先对小区不同种类垃圾量、 居民习惯投放时间和路线等进行摸底调查，进行意见征询。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表示：“从垃圾分类的角度来讲，公众参与是关键。上海垃圾分类正是坚持跟公众沟通，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北京垃圾分类宣传进社区。新华社 图

垃圾分类应“去匿名化”

北京市目前的垃圾分类政策特点是，采用固定式、流动式并存等柔性投放模式循序推进。马军建议北京垃圾分类政策应由柔性措施转向“分时定点、撤桶建站”的硬性要求。

马军对南都记者表示，从世界范围看垃圾分类普遍艰难，截至目前真正做成的只有日、韩、台湾地区、上海，其他地区都不理想。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环保问题中普遍存在着“公地悲剧”与“搭便车”现象，即个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过度索取和滥用公共资源，而承担义务时则等着别人做事，自己搭便车。因此，柔性措施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是好的，但并不符合垃圾分类背后的环保问题的科学规律。

“现在北京已尝试半年多，投入了这么多力量，但是垃圾分类更多变成了垃圾桶的分类，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马军表示，这次中国实现垃圾分类的决心前所未有，已经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因此必须回到基本的环保科学规律，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

还有其他专家建议，垃圾分类应“去匿名化”。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毛达曾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调研，他发现当地垃圾分类普遍实施“去匿名化”， 例如首尔发展了社区的综合性资源回收中心，垃圾投放过程可以实现邻里监督和小区物业人员在场监督，日本有固定的垃圾投放日，台北地区则实现了垃圾不落地。

毛达解释，“去匿名化”涉及垃圾投放的过程有多大程度能被管理者或者邻里看见，如果完全看不到，就属于匿名的状态。他认为，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反弹的情况，就是“去匿名化”的工作做得不彻底。“一天24小时可以投放，但是可被监督的时段只有早上和晚上，其他时段就会有居民乱投。”

杜欢政表示，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并非三五年就能完成。日本和德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当前有信息化手段助力，时间可以缩短，但是起码也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做好。他认为，即使有90%的居民能做到垃圾分类，一旦取消强制性监督，剩下10%的人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那90%中的40%。垃圾分类是中国提高公民素质的一个切入点，要坚持做到底。

北京西城区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类信息工作专家张莲娜还建议，以小区或街道为单位公布红黑榜，“通过红黑榜警示做得不到位的物业公司或街道管理者，同时也挖掘一些更好的示范点，以先进带后进。”

实习记者刘芳 南都记者林方舟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