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作为齐鲁文化”的中心，济南历来人文昌盛，从“二安”到“济南诗派”，乃至出现王献唐、季羡林等现当代大家，济南可谓代有名人出。这显露的“山峰”之下，便是巨大的文化本体，如藏书之风的兴盛。徐北文先生曾引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数据，指出所收录的山东历代藏书家559人，远超南宋以来素称“文化昌盛之地”的江苏与浙江地区。济南的藏书家、爱书人在《山东藏书家史略》中立传的就有12人。藏书散出，最常见的就是流入书肆，而记载民国时期济南旧书肆的，当属张景栻的《济南书肆记》。
张景栻（1913-2006年），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祖籍济南历城南乡白土岗。其父为中医大夫，幼时的张景栻常跟随父亲到旧书肆买书，种下了爱书、读书的种子。从济南省立一中毕业后，张景栻考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子承父业，悬壶济世。行医之余，张景栻常出入济南书肆及古玩店。几十年下来，他对济南书肆了若指掌，写下《济南书肆记》，为20世纪30年代的济南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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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旧书肆约从乾隆时期始，至20世纪50年代因公私合营而逐渐消亡，约200多年历史。主要区域在大明湖南岸至南护城河边老城区范围内，以文庙、贡院（今省政府后院）、和抚院（今省人大礼堂）为中心，包括大布政司街、小布政司街、后宰门街、辘轳把子街（今省府前街一带）、曲水亭街、芙蓉街、舜井街等地，许多古玩字画和旧书店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见于张景栻笔下的旧书肆即有近20家。这些书店大都有二三间门面，青瓦粉墙，房檐下悬挂一块店名匾牌。店内牙签插架分类有序，几张长桌上也摆满一摞摞线装书，从蓝布书套中垂下一张签条，书名、作者、年代、版式等一目了然。一些书店墙壁上还挂着名人字画，颇有书翰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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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肆的集中出现，与济南府作为明清时期府、县学及院试和乡试地点有直接关系。光绪年间，济南贡院内号舍多达14500多个。前来参加考试的书生们因各种原因，买书卖书极为频繁，逐渐形成了类似今天文化市场的交易场所。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地区屡经兵火战乱，济南周边地区的文物、典籍纷纷流入济南，著名者有聊城海源阁藏书、淄川毕自严家万卷楼藏书、曲阜孔氏微波榭藏书、新城（今桓台）王士祯藏书、潍县陈氏万印楼藏印、潍县高氏藏绝世砖瓦等。济南作为山东省府，全国各大书局均在此设立分店或联号，如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北洋书局、东方书社、中华书局等。其时，众多有价值的书籍，经史子集，珍本善本，甚至海内孤本，时有出现。1933年，国学大师钱穆到济南，让他记忆颇深的是，他在城中一家书肆看到大字《仪礼》一部，“眉端行间校注满纸，朱楷工丽，阅之怡神，竟是王筠手笔”。王筠为清代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为一时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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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益于旧书肆繁荣的独特环境，济南学界出现了“山左三杰”：王献唐（1896-1960年）、栾调甫（1889-1972年）和路大荒（1895-1972年）。
王献唐为著名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栾调甫长于墨学和古文字学，时任齐鲁大学国文系教授；路大荒为聊斋学研究第一人，为版本、目录、书画、古玩鉴定专家。“山左三杰”均在旧书肆收获颇丰。路大荒曾在此觅得蒲松龄诗文集手稿，该手稿后成为山东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他还觅得磁版张尔岐《蒿庵闲话》下册，与王献唐昔年所得上册合璧。该磁版《蒿庵闲话》上、下册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王献唐购得海源阁旧藏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和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王献唐后与著名墨学大家栾调甫等人合作，整理了从旧书肆中得来的山左先贤手稿精品，包括李文藻、周永年、桂馥、牟庭、王筠、许瀚、陈介祺、刘喜海、宋书升、高鸿裁等人的手稿20余种，辑刊为《山左先贤遗书》，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因书结缘，“山左三杰”与张景栻成为好友，几人来往密切。栾调甫为学徒出身，1920年从上海来到齐鲁大学翻译医书。那时的高校不像如今只重文凭，由于他的墨学功底，被破格聘为国文系教授。梁启超极为佩服他对墨学的研究，称其“迈越前人，石破天惊”。课余，栾常优游于书肆之中。据张景栻回忆，他先在书肆认识了栾调甫，后由栾调甫领着拜见了王献唐。栾在淘书过程中，少有的一次打眼，便被张景栻捡漏买下。张景栻回忆说：“尝笑余收书好买些奇奇怪怪，然调甫先生其后收书亦好买奇奇怪怪。”对书的默契，使两人友情更胜以往。
王献唐对张景栻进入学术道路有着引路之功。张景栻常去王献唐家中，后来其购买书画多让王献唐过目。王献唐曾介绍济南藏书家马惠阶将珍稀宋刻《文选》残本转给张景栻收藏（后归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于战乱中购得海源阁旧藏黄尧圃手校《穆天子传》和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极为珍爱，并由此将其书斋命名为“顾黄书寮”。新中国成立后，路大荒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劝王献唐捐二书。王献唐不愿，私下对张景栻说：“我要带着它们，让它们为我殉葬。”后因其老伴治病急用，《穆天子传》出让于著名藏书家周叔弢，《说文解字系传》则让归张景栻。张景栻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便分几次付清，可见二人情谊深厚。
学者路大荒亦与张景栻以书相友。路大荒先居于大明湖畔秋柳园，后移居曲水亭街河东，于金石书画、书籍皆有所藏，“文革”中惨遭迫害而亡。张景栻挽联痛悼：“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柳泉故居共说鬼；论交四十年，忆秋园于旧梦，曲水新亭独怆神。”通过对联，张景栻对路大荒的生平、学术水平和他二人之间的友谊作出了动人的评价。
张景栻记下了他与王献唐、栾调甫、路大荒共游舜井街南首路西的友竹山房的轶事。店老板吕川升，字小舟，绰号“吕狠子”。栾调甫曾购《顾虎头画列女传》，被吕川升敲了竹杠，却说：“明知出价大，不得不忍痛出之。”栾、王均被其沾过不少便宜。某日，王献唐、栾调甫、张景栻到店，吕以自拓钱谱请王献唐题跋。王献唐提笔写道：“吕狠公以贩书起家，然较他人尚不甚狠。”一旁的张景栻笑着说：“吕狠子居然升公爵，加官晋级。”王献唐听后，继续写道：“以子爵升公爵，连升三级。”众人相视大笑。吕接着请栾调甫题跋，栾题作“恨公”。张题作“很公”。三人在书肆老板名字上做文章，王献唐无意中让吕狠子连升三级；而另外两人则是寓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有“心”方为“人”，使其从犬到人，留下了文化名家之间机智与默契的一段佳话。
除了这些轶事外，张景栻还记下了济南本地众多书商与藏书家的众生相。芙蓉街北首路东郑家书铺的经营情形在张景栻笔下十分有趣。“郑氏售书好索高价，顾客议价不成交，出门离去，追回再议，仍不成交，再离去，再追回。一进三出，七擒七纵，仍未成交。”“七擒七纵”让人想起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仍未成交”却把郑某的商人算计抛洒在地，让人读之捧腹不已。
济南本地吴友石、唐仰杜等19位藏书家在他笔下也栩栩如生。最让人深思的是其藏书的命运。在张景栻的笔下，许多藏书家生前辛苦聚书，却在一夕散尽。或因为保存不善，“老房漏雨，尽数霉烂”；或为家中仆人盗卖；或为不肖子孙低价换钱挥霍；或身故后“家人不能守”，斥卖一空。也有藏书家被生活所迫，出售珍爱藏品。例如张英麟，字振清，济南本地人，为清朝翰林，官至都御史，入民国，以遗老终。其故居在省府前街南端路东。张氏想要聚集有清一代文献，想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藏书中清人集部居多。可惜生逢乱世，其藏书散出不下万斤，书纸用来包花生、卷鞭炮。“爱莫能救，徒唤奈何”，八个字显出张景栻的伤痛之情。
由此引出一个话题：藏书的意义到底何在？藏书家身故后所藏书籍应向何去？这个问题很是让人深思。
作者：施永庆
来源：新黄河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