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和难以磨灭的印迹。淄博的名字怎么来的？早期共产党人在淄博留下过哪些足迹？淄博有哪些精彩的红色故事？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穿越时空，感受新民主主义时期淄博的红色经典，解读淄博这座城市的红色密码。
淄博党组织的图腾——博山沙子顶煤井
一、王尽美赋予淄博红色的名字
2019年11月25日，市委书记江敦涛在清华大学推介淄博时这样说道：“淄博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是一座城市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城市”。从党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淄博被低估的不只是城市价值，在红色文化方面也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下面就沿着历史的脉络，探寻“红色淄博”从何而来？红色基因是如何注入淄博的？
一提到淄博，可能多数人都会想到齐国故都、陶琉之乡、聊斋故里、工业名城等等。不错，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对齐鲁文化乃至华夏文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淄博还是山东近现代工业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是山东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工业重镇。
王尽美(1898—1925)，莒县北杏村人(现属诸城市)。多次到淄博矿区，深入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培养工运分子
淄博原来是淄川、博山的合称，那么“淄博”什么时候作为一个地名留存于史呢？1922年7月9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创办的《山东劳动周刊》发表王尽美撰写的《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一文，详细介绍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的情况，热情赞颂淄博矿工的觉悟，称赞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成立是“中国劳动运动之曙光”“山东劳动界空前之盛举”，并欢呼：“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万岁!”这篇文章既是对矿业工会淄博部成立的赞颂，也表明当时淄博矿区工人的革命活动已经影响到全省乃至全国。
王尽美在《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发表《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盛赞淄博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经党史部门考证，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淄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首次出现在中共党史文献中，标志着“红色淄博”的发端。以后随着淄博地区工矿业的发展，逐渐引起全省、全国的重视，并以其独有的红色基因，成为淄博人民的骄傲。1938年10月，中共淄博特委成立，“淄博”作为党的区域组织名称确定下来。1945年8月，设立鲁中行政公署淄博特区，这是“淄博”成为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淄博作为一个地名才逐步固定下来。
由此看来，淄博这座城市与王尽美等早期党的领导人有着不解之缘，若要问到“淄博”名字的来历时，不要忘了是王尽美给了淄博一个红色的名字，他赋予这座城市非凡与荣光。
二、王尽美、邓恩铭指导帮助淄博建立党组织
刚才谈到，淄博的名字是王尽美赋予了红色的基因，其后淄博党组织的诞生与王尽美、邓恩铭等早期党的领导人的指导帮助更是密不可分。
邓恩铭（1901一1931），贵州荔波人。曾多次深入淄博矿区，启发工人群众觉悟，组建矿工组织，发展中共党员
淄博因资源而建市，以煤炭丰富著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日资本主义势力先后侵入淄博，开矿山、建工厂、筑铁路，大肆掠夺矿产资源，把淄博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淄博逐步发展成为重要城镇和山东最大的煤炭基地，淄博矿区也成为全国三大矿区之一，有矿工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具有庞大工人队伍和有利地理条件的淄博自然引起了中央及山东党组织的关注和重视，把淄博作为创建党组织和发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王尽美、邓恩铭等多次派人或亲自来淄博矿区，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物色先进分子，开展工人运动。经过他们的宣传和引导，工人们渐渐觉悟起来，为淄博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据史料记载，1921年冬至1925年2月，王尽美先后四次来淄博开展革命工作。1922年8月至1929年初，邓恩铭多次来淄博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1月19日第三次被捕前仍担任淄博党组织的负责人。
1922年6月25日，王尽美领导淄川、博山的煤矿工人，在淄川县洪山镇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召开矿业工会发起会，成立了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
矿业工会淄博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淄博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是山东省建立的第二个工会组织。可见，当时淄博矿区工人运动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其后，王尽美、邓恩铭抓紧在淄博矿区发展党员，做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到1924年6月底，已发展了9名党员，还有3名团员即将转为共产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在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帮助下，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淄博支部，也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
中共淄博支部活动地点旧址
中共淄博支部一经建立，便显得非同寻常。这里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一下，那就是“早”“高”“快”。
“早”指的是时间，就是淄博党组织诞生的时间比较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仅仅三年之后的1924年7月，淄博党组织建立，也成为山东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也名列前茅。“高”指的是质量，就是起点比较高，一建立就直属中央领导。这不仅是在淄博大地上破天荒建立的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也是继济南之后，山东建立的第二个直属中央领导的党组织。“快”指的是速度，就是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地方党组织及党员队伍发展快。1923年2月，淄博地区发展了第1名党员。1924年年底，就发展到40余名党员。而当时全国党员有多少呢？是900余人，占将近二十分之一。可以说，党员的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是非常快的。
1925年2月至1927年春，中共淄博支部改称中共淄川支部。之后，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淄博大地上蓬勃发展，博山、张店、临淄、桓台、沂源等地先后建立起党组织。到1927年发展到1个地委、13个支部、80余名党员。
淄博早期党组织创建分布示意图
中共淄博支部的建立，使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方向。从此淄博这座煤城，有了中国共产党根植下的红色基因。淄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英勇顽强，为实现初心梦想不断努力奋进。
三、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卫原则源自淄博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要问到这句话咋来的？背景与缘由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还不是很清楚。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红色淄博，不得不提发生在淄博的一段沉痛的历史——“太河惨案”。
1939年3月，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选派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前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30日，途径淄博地区太河镇时，在预先通知相关信息，国民党部队表示可以通过的情况下，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王尚志部伏击，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高级干部遇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太河惨案”。
《大众日报》1939年4月17日专刊
时值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敌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对此多次发出具体指示。指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主席曾两次直接谈及此事，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
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毛泽东主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再次以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
太河惨案”中那些牺牲的烈士和他们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祭奠。而“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最后都没有好下场。1943年秋天，八路军攻打安丘县敌据点，恶贯满盈的秦启荣被八路军当场击毙；双手沾满八路军指战员鲜血的刽子手王尚志，为逃避八路军的打击投降了日寇，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1947年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著名的自卫原则和重要斗争口号。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也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作为新时代中国军事战略方针之一。
四、红色淄博为壮大人民军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发生在淄博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是山东著名的三大抗日武装起义之一。1937年10月，当日军大举向山东进犯、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省委决定加快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为加强淄博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省委先后派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到长山中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的支持帮助下，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宣传抗日，举办游击战术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
12月24日，姚仲明、廖容标率领长山中学师生60多人，一夜步行60多里，到达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与赵明新在当地组织起来的“民先”队员、抗日青年汇合，共100多人，于26日举行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建立了淄博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
起义集合地点——太平庄小学旧址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淄博大地。在淄博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相继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并纷纷汇集到五军旗帜下。五军出师，连战皆捷，军威大振，短短几个月，便发展到30多个中队、5000余人，成为驰骋在鲁中山区、清河平原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抗日劲旅。
黑铁山起义部队游击活动区略图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为壮大人民军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个军中，流淌着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的血液。同时，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指挥员，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据不完全统计，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军级以上或少将以上职务，地方副省（部）级以上职务人员共计79名。
抗日战争期间，淄博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英勇善战，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抗战歌谣
“一马三司令， 得了抗日病。 一心打鬼子， 救咱老百姓。”这是抗战时期在淄博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歌谣中反映的就是淄博革命史上著名的抗日英雄马耀南和弟弟马晓云、马天民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一马三司令”是当时无数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战士的缩影，也是广大淄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楷模。2019年10月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抗战剧《一马三司令》就是以马氏三兄弟为原型拍摄的，收视率不低，淄博大地发生的红色传奇故事再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发生在淄博的马鞍山保卫战更是感天地泣鬼神，惨烈程度堪比狼牙山五壮士，在山东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1942年11月，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和部分伤病员家属共40余人，在马鞍山凭险据守，英勇抗击数千名日伪军猖狂进攻，27名守山勇士壮烈殉国，冯旭臣一家六口光荣牺牲，“一门忠烈”成为最扎心最感人的嘉奖牌匾，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不屈精神的历史见证。
一门忠烈塑像
淄博文化底蕴深厚，红色历史源远流长。这里选取的仅是淄博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典故，从中感受到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淄博的深切关怀和淄博红色故事放射的精神光芒。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只是想用较短的篇幅让大家尽可能多地了解淄博的红色历史，让淄博的红色文化不再被低估，让淄博的红色基因更好传承！
